七七事变的八十年后反思
沉重：七七事变的八十年后反思--谋局与破局
沉重：七七事变的八十年后反思--谋局与破局
七七事变的八十年后反思
刚刚过去的7月7日，是抗战全面爆发的日子。爱好历史细节的京港周世华，在这里多说几句。
1937年7月7日，发生在北平南郊卢沟桥的中日两军冲突，导致了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什么叫全面爆发？是由于之前六年1931年9月18日夜，东北爆发日军守备队，袭击沈阳北大营东北军军营事变，由于张学良命令东北军不抵抗，日军随即占领了东北。日本占领东北以后，向南进攻热河省（今日河北省承德等地区）。1933年爆发长城抗战。长城抗战的结果，是签订《何梅协定》。协定的要点，是日军止于长城一线。中国中央军退到保定以南。平津地区，交由29路军防御治安。
29路军是中原大战时候的西北军的残余，先躲避山西，后挂靠张学良东北军，为南京蒋介石政府认可的有编制的中国地方军。29路军的结构，是八兄弟合伙的私人军队。
中日对峙以日军优势。日本人不断制造事端，挑起中日矛盾。日本为了防备在对苏战争时候，中国从南向北，抄满洲国的后路，需要将华北变成中立区，不断策动河北部分地区的独立。
日本人这种零打碎敲的办法，对南京政府而言，是难以抵御的威胁。地方势力，借日本势力依靠，脱离中国政府，借以独立自治，在地方有一定的人气，所谓汉奸势力比较强大，也是南京政府无力制裁或找不到办法的。这是历史事实，不以今日好恶看待。
就日本一方而言，日本的国家利益是防备或者进攻苏联，确保已经吞到肚子里的满洲国。这是日本仅有的战略家、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时任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的石原莞尔的坚持。但是，石原莞尔陷入一个悖论。
就是石原很容易也很简单地拿下中国东北，千算万算，没想到张学良会拱手交出东北。由于九一八的巨大成功，导致了石原在日本几近获得民族英雄的巨大声望。那么，其他宵小之辈，有样学样，也要在华北复制石原的壮举。而这是石原作为战略家极端反对的。石原的想法，是吃了满洲，见好就收。不再扩大对中国的战争。
日本进入1900世纪以后，陷于地缘战略的绝境。俄罗斯从欧洲，开拓到太平洋沿岸，与日本争夺库页岛。美国在一战后崛起，阿拉斯加的阿留申群岛，几乎靠近日本的北海道。而亚洲大陆上，是颟顸残弱的满清帝国及取代的未统一的中华民国。日本的盟友是大英帝国，海上的巨大霸主力量，而日本自任其在亚洲东部海洋的地区盟主，或者说是英国的地区总代理。由于俄罗斯及苏联的强大和辽阔，日本孤悬海岛，内心逐渐陷于亡国的困境。一战期间，日本驻欧洲使馆的武官们，陷入爱国和忧思的极度恐慌里。1900年北京发生八国联军救使馆的事件。俄罗斯遇到千载难逢的机会，出兵占据了整个东北。这让日本芒刺在身。沙皇俄国侵占中国东北，与其说满清失去祖地，不如说日本看到亡国灭种的危机。1904年的日俄战争，日本以死亡十万日军的代价，驱离了俄军，占据了南满。将南满归还清国以后，日军将大连及南满铁路驻军，作为自己的酬劳。这是获得当时清国政府同意的。
中日之间友好交往，即使发生1895年的日清甲午战争，清国留学生也立即大规模进入日本求学。日本将国家经济的一半，投资在大陆。中日的民间交流，大量日本人在中国的定居与经商、通婚，在上海、东北、天津、青岛等地，都是比较频繁和热络的。中日频繁交往的后果是，一部分中国人很喜欢日本人做朋友，例如鲁迅先生与内山完造先生的友谊。另外，一部分中国人，极端讨厌日本人，例如后世剧作家臆造的日本浪人到霍元甲的武馆踢馆。
日本的军官出于为了争取日本生命线的设想，从名义统一的中华民国的东北实际统治者张学良手里，夺取了东北，进而建设附属满洲国。之前，日本已经吞并朝鲜半岛韩国及清国台湾府。日本重又夺取东北，是对苏联的进攻性防御，符合日本的战略利益。
今日看来，就石原莞尔的战略，日本获得了基本的外围保障。照此发展，日本依托外围附属国，组建的独立防御圈，可以阻拦苏联南下的步伐。同时，东北也给日本移民，提供了生存空间。
但是，日本经过了明治维新以后，成为了一个混乱的国家。日本虽然有统一的国家，但是日本缺乏明显的权力中枢。在日本，天皇、政府、军部、财阀、贵族、政党、议会、媒体等分割了日本的权力。尤其是下级军官，失去控制，在爱国的旗号下，成为了暴走族，藐视上级，任意妄为。在中国的驻军中，日军与英军、法军、美军，对比明显。
石原莞尔的战略，满足当时日本的战略需求，应该是最好的选择。而以今天看，日本处于美军的保护下，也不失为最好的选择。但当时的日本军人，做梦也难以想象在美军驻军、美日结盟状态下，日本同样也生活得很好。
但是，石原战略的死穴，在于：
一．
二．
前面说过，日本30年代的地缘战略极端恶化。世界上没几个国家有此糟糕的地缘环境。日本仅有数岛，没有纵深，没有资源，人口还过剩。而且直接处于超级强大的苏联和美国的接壤，它的第三个邻国中国，作为亚洲人，可能能够成为日本的依靠。中国儒家文化不事杀戮和入侵，包容性极大。在日本遇到战略危机的情况下，中国可以作为日本撤退的所在。这样的老好人邻居，是不可欺负其老实，而以宵小之辈的心态，不断割其肉。但日本的封闭的军官学校的毕业生，不懂中国传统文化，以武士的好战与拙劣的欺骗，与中国玩弄奇袭和蚕食的诡计。中国是个保守排外的国家，国民又有文化自豪感或自大感，日本如果以谦逊臣服的态度对待中国，中国的国民满足于天朝大国的面子，日本其实可以获得里子。但日本经过西化以后，国力大增，分别击败满清和沙皇俄国这样的巨无霸，大涨了日本的民族自豪感，对满清和支那中国，已经拥有居高临下的傲慢。中日首先在文化上，已经处于鸡同鸭讲的境地，互相自傲，以藐视对方为能事。而日本工业发达、军力强大，在大陆屡遭中国军民”欺压“的日本，更急不可耐地要以武力，教训中国，维护侨民利益。
形象点说，日本认为自己长大了，中国已经老朽。但中国依然认为日本是个孩子。日本不服气，老子要用拳头教训你。
日本为了抵抗苏联的威胁，为了自己的生存，为了想象中的亡国恐惧，死死地抓住韩国及中国东北，如溺水中的人，不断发展军国主义，以挽救想象中的亡国。这也是日本爱国主义高涨时期，也有救亡图存、发展强大的雄心。
从中国角度，自推翻满清，建立民族国家，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断高涨。中国内部的军阀，不断整合，以民族主义和革命起家的国民党，暂时获得中央主导权，在苏联支持下，以武力推翻了更具合法性的北京北洋政府。日本侵占东北，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怒，不太合法的国民党政权处于焦头烂额的境地。
历史其实没有理性。
以后世的诸葛亮看，日本如果不侵略东北，与中国结盟友好，中日共同面对英美鬼畜和苏联红毛鬼，这对中日不失两利。但日本显然看不上中国这个盟友。即使结盟，日本也要以盟主身份，左右中国。但中国自古形成的对日本倭国的藐视，又很难建立对日本臣服的结盟。这也被历史所淘汰。
退一步，中国接受日本侵略东北的现实，努力发展，逐步强大。这是南京国民政府的内心，是在实力不济的情况下的妥协，名义上坚决不接受满洲国的合法性。这也是一个减少牺牲的历史选择。但是，反蒋势力，是不可能看到蒋的这个软肋，而不加以利用，必然要掀起全民族的抗战热情。而前面说过，日本又有极端爱国而害国的军官们，又幻想重复东北事变，继续割占中国领土。这是双向激荡的，是互相砥砺的，使中日双方利益和感情，不断恶化。
处于1930年的东亚格局，中苏日三大邻国之间，日苏两强是剑拔弩张，随时爆发全面战争。弱国中国其实是个配角。对中国最为有利的形势变化，是中国坐山看虎斗，怂恿日苏战争，将日本这股祸水，引向苏联。这是满清帝国的选择过的正确策略，在日俄战争中，清国宣布过中立。这应该是中国战略家追求的境界。为了促使日本北上进攻苏联，中国甚至可以支援日本、配合日本。但中国的谋略，显然被苏联破除。
苏联的战略利益，就是把日本这股祸水，南下引向中国。苏联为了规避日本的入侵，必须将日本的军事势力，引导到中国战场。苏联确实这样做了，也成功了。
蒋介石建立的是一个打倒军阀打倒列强的革命政府。这是个爱面子的仅获得华东省份及其他地区部分省份的自诩的中央政府。让蒋介石在火上烤，是符合所有中国其他势力的利益的。而蒋介石又是一个军人，在国民党内，以军权获得党权，以及政权。蒋介石政权的合法性不足，面对足够多的反对派。
相比日本政府控制不了军队局面，蒋介石也控制不了中国的其他势力。双方都是脆弱的政权。理性要求中日执政者克制，平等相待，中日友好。但是，足够多的反对派需要颠覆这个理性。
蒋介石本人在日本读过士官学校（非军官学校），对日本有基本了解。在1937年前后，中国如果选择对日本战争，则中国实力不济，将是很危险的，也必将是牺牲巨大的。
日本不断通过华北地方的自治，蚕食中国，支持地方势力搞自治独立，这引起中国正义力量的不断愤怒。中日关系早已经恶化到只有极端权威者，才能压制的局面，而蒋介石，显然已经抵抗不了民族抗战热情的呼声。
1937年前，抗日成了一种道德上的品德。谈抗日就是爱国，与日本忍耐就是投降派卖国贼。负责1933年长城抗战后续谈判的蒋介石的盟兄、早期同盟会成员的黄郛感同身受。结束谈判后隐居浙江雁荡山，很快死去。作为所有反蒋势力，你没有实力，可以道德高尚，拼命喊抗日。而这又是执政者蒋介石不能轻易做到的。
近代闻名的“卖国贼“李鸿章深有感受。他年轻诓骗太平军苏州守将，夺取苏州后杀降，引得居中保人、雇佣军常胜军领袖、英国人戈登气疯而去。戈登的临别赠言是，将来不具实力，而轻言战争者杀（大意）。戈登是个外国人，不懂中国国情。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以后，不是李鸿章杀抗日义士，而是全国人的唾沫星子，就差点淹死李鸿章。
更加严重的是，蒋介石也是个机会主义者。蒋介石明知道，对日抗战将牺牲重大，中国将处于满清入关以来的严重危机，但他的革命政府不能不抗日。在国际政治中，部分妥协甚至比不具备战争实力、而努力一战更智慧。老牌的英国，由成熟的政治家及成熟的国民组成，在不能获得胜利的把握下，不会轻言战争。毛泽东也是一个军事家，打不胜则走，绝不做无谓的牺牲。但蒋介石的处境，让他不得不显得克制，这就给了对手以口实，就是他是个投降派。投降派没有好下场，他家乡杭州岳飞墓前，还跪着秦桧。为了保证南宋生存，秦桧选择的是屈膝和谈。但千年的丹青，记载的是秦桧的下贱和卖国。蒋介石为了维持他的统治者地位，特别是在西安事变以后，他明白，他再不抗日，还会遇到下级军官的政变。他的政权将溃散。为了顺应军心民心，蒋介石作为一个政客，必须要对日本的威胁，发出全面抗战的呼声。
当然，这是苏联做梦都要笑醒的结果。
斯大林绝对是伟大的战略家及实践家。苏联在遭受德国及盟友军将近730万军队的进攻下，如果日本在东面一击，苏联是否垮台，我们不得而知。但奇迹发生的是，日军居然就没有参与进攻苏联，失去了历史千载难逢的机会。
蒋介石把对日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英美的国际战略平衡上，寄望于英美的干涉，以限制日本势力崛起。由于日本海军的被迫和愚蠢，日本直到1941年终于发动太平洋战争，陷入盟军的汪洋大海而失败。
翻阅历史，我们不能明白，以苏联为战争对象的日本，在整个战争中，却转而分别与中国、美国交战。我想，日本的军阀和广大的日军官兵，也是没有能够想到，历史怎么会这么拐弯呢？这只能证明，苏联智慧的优胜。
七七卢沟桥事变，只是1931年以来六年间，日军对中国倨傲和挑衅的多次事件中，一件不起眼的小冲突。这个冲突，在日本朝野眼里，是想不到会爆发对中国全面战争。日本对此没有准备。而中国的怒气喷发。蒋介石在庐山用他的难懂的浙江话，在电台发表抗日宣言。然后，在8月13日，他在黄埔教育长、周恩来主婚人兼大哥、可能的苏联情报局人员张治中将军的请缨下，在上海，发起对租界内日本海军陆战队的进攻，发起淞沪抗战。自此，中日大战一发不可收拾。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牺牲3500万人，终于在八年后，获得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成为世界四强、联合国五大常委。多数1840年以来，西方逼迫满清签订的丧权辱国的条约，包括租界，全部收回。
种瓜得瓜，没有种瓜得豆。蒋介石鼓足勇气，对日一战，居然侥幸取胜了。不过，虚的总是靠不住的，不到四年，他就带着国民党政权，滚到台湾去了。
胡适在战前，作为低调俱乐部成员，也不赞成立即对日抗战。他们在战前就给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算过命。南宋联合金灭辽，再联合蒙灭金，实为不智，居然有两次。最后，北方两次冲击后，一定要亡国。而毛泽东则是个历史鉴赏家，实现了第二次冲击，打倒蒋介石，建立了新中国。
日本侵略华东后，他们的口号就是，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他们口中的中国，只是汪精卫的中华民国。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整个中日战争的爆发，日本人没想到是卢沟桥的小冲突。日本人记载说，日军骑兵骑马行进，中国军人经常拍打马屁股，骚扰日军。可见战前，中日军人之间，已经是经常纠纷的了。（日军能够驻扎北平南郊，是由于1901年的清国辛丑条约，为保护使馆及天津北平交通线，而合法驻扎的。）
中国人有几个没想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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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最后，向抗战牺牲3500万的中国人致哀。我想，其中应该还没包括抗战中，病死、饿死、逃难路上溺水死等老百姓各种非战场死亡。这样的死亡，我的亲属里有近十人，这都是日本军人造的罪孽。炸毁的财产也无赔偿。中国赢得不甘心。日本现任总理说，今天的日本人不需要为70年前的事情道歉。日本的法律文化是一人做事一人当，民族习俗是人死不追究，但中国的法律文化是，父债子偿，永远留丹青。中日化解矛盾，致力于两强对峙下的友好，还是很困难的。感情上，双方还是做不到。我当然希望中日友好，甚至中日结盟，但这也是有生之年不可能的。
项目合作：京港周世华-世界华人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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